每次起床衣服都光了是为什么(班长上课吃我的小兔兔)

“昨夜他(她)来了，我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仿佛在梦中擦肩而过。”

梦想连接生死，跨越时间和空。生死相隔的人可以在梦里相遇，相隔千里的人也可以在梦里相遇。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都可以成为梦的素材，在做梦的同时创造现在。

也许没有人比杨毅更理解梦的意义。在她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她一定做过很多梦，写过很多关于梦的文章。

“我们真的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了。窗外艳阳高照的时候，唠叨昨夜的梦是属于年轻人的。”在《真的像做梦》一文中，杨毅感叹，像她这样的老人，只能在心里偷偷传这句话:“昨夜，他或她来了，而我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似乎只在梦中擦肩而过。”

诚然，年轻人的梦充满了想象却缺乏记忆，而老年人的梦已经无法想象不远的未来，只能让记忆越来越多地占据无尽的梦境空。太多逝去的故事，太多逝去的生命，那些关于他们的记忆只能在梦里擦肩而过。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一个世纪有多长，长到足以经历太多的生死离别，长到足以让记忆本身成为一个古老的梦。

但是在梦的记忆中，她会推开门。门的另一边，他们，那些活过又死过的人，那些发生过又不该发生的事，都在那里，穿越时间与空之间无尽的长带，在梦里的家园相遇。

而这，只能，只能在梦里。

本文来自2023年2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希望与等待:杨毅的一个世纪”中的B02-03。

【主题】B01希望与等待:一个世纪的杨毅

【主题】B02-03 |家与梦

【主题】B04-05别云间

《历史》B06罗马:从城邦到文明

「主题」B08「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这是杨毅照亮的历史。

作者|李夏恩

家

“家和住所的记忆是与人相连的。年纪大了，回想很多人很多事，时间都模糊了。我经常把它倒过来，时间大致清晰，因为我会想到我住在哪里，先住在哪里，后住在哪里。这不是一个错误。我喜欢看电影，一部接一部，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和事，就像看电影，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的。串在一起，就像一个梦，我也确实做过很多梦。现在越做梦，越做梦。那些过去的人和事越来越远，时间在前进。越远越像梦。”

如果家是一个梦，那么有些家是梦，有些是噩梦。对于杨毅来说，这个关于家的梦，就像一潭漂浮着红藻绿萍的水，令人窒息，令人压抑，但又不是一潭死水。会时不时往里面注入淡水，让空气不至于完全死气沉沉；腐败的废水也会趁机污染池塘，搅起泥沙淤泥，但也能激起一些斗争的活力。

杨毅的出生，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家庭里激起了一圈圈涟漪。她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但是产房里的婴儿不会听到窗外尖叫震撼的口号，也不会被涂抹在租界这个巨宅的墙壁上。所有外界的冲击都与即将出生的女婴无关。唯一关系到她命运的是，她父亲在她出生几个月后突然去世。

杨毅在照相馆拍的第一张照片很好记。是时候“脱孝”了。一九二二年，徐三岁。(本文图片均来自于斌写的《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杨毅口述自传》。

杨仪的父亲杨玉章是长子中的长子，是杨家无可争议的一家之主。晚清以来，杨家通过科举与政治的联姻，发家致富，在政治上占据重要地位。当辛亥革命的号角席卷全国的时候，杨家的势力几乎没有受损，总能选择热门的建制派站队。的两个叔叔杨和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曾出演《黑粉》。他二哥娶了袁世凯的女儿。至于杨玉章本人，虽然没有涉足政坛，但他当上了中国四大行中国银行的行长，掌握了十几年的国民脉搏的金权。他像北洋时代的一盏明灯，在政治变革中站稳了脚跟。多年以后，杨毅还记得家里挂着一副对联，赞美父亲的“谁知北海出太史慈？”这幅对联的作者徐世昌是杨仪。

政治投机和婚姻让杨家成了大富大贵，但杨家又善于捕捉新潮流。杨玉章那一代的兄弟都被送到国外学习，这给这个古老的家庭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杨毅的父亲执掌中国银行，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猜测——投身现代金融业，给杨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杨玉章当然是一个愿意张开双臂拥抱时尚的新形象，但他也愿意向旧传统低头。杨毅的出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母亲不是杨玉章的妻子，而是他为她孩子出钱的妾。杨玉章原本对纳妾的旧陋习深恶痛绝，但出于长子的传统孝道，他不得不纳妾。他用钱买来的妃子，在家里的希望也是相当高的。她生了一个男婴，就是杨毅的哥哥，后来成了著名的翻译家。

杨佳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的中间，他的祖父杨拿着烟杆坐着。和他一起坐在第二排的是他的三个弟弟和他的老阿姨。在他左边的是杨。他们是我姨婆的孩子。从左到右分别是本书提到的狗叔(十八叔)、杨丽川阿姨、袁叔、嫂子(虽然年纪小，但和站在后排的是一辈，不是爷爷的老婆)。站在后排的是我父亲那一辈，杨的“余”辈，但是没有父亲，因为此时他已经过世了。

杨仪出生时，她的母亲已经生下了杨家长子的独子杨，以及她的五个姐妹杨敏如。杨玉章的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大姐和二姐，被戏称为“大公主”。他父亲的二姨生了她四姐。家里有足够多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可以继承宗族的男人，所以杨仪生在杨家就有些“多余”了。“女孩子在家里没有地位，已经不受欢迎了。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家里一片混乱。先是父亲的病，然后是葬礼，没有人关心我。有的是因为“妨碍我父亲”的“另眼相看”，看来我是倒霉了。”

但就是这个被杨家人视为“不祥”的女孩。一个世纪后，她成了杨家往事最详细的叙述者。杨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命运，都会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一样，湮没在历史中，成为空中的浮尘，但杨毅的记忆，却让这些浮尘般的往事变得十分鲜活。

“我的生母除了我还有两个女儿。他们比我年轻…我的小妹妹仍然像以前一样在南京教英语。她也是作家，笔名杨毅，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

在杨毅哥哥杨的自传中，他只用了简单的两句台词来告诉妹妹。不过杨毅对哥哥的回忆里充满了爆笑的细节。在杨毅的心里，哥哥是她最崇拜的“哥德”。“他一直对我很好。我比他小五岁，小时候差距很大。他把我当成一个小男孩，喜欢想出各种花招来逗我玩。我也喜欢跟着他。我到处跟着他。我相信并倾听他所说的一切。结果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哥哥的跟班，是哈巴狗。”

她生动地描述了她和她哥哥出去购物的一段时间。当她爱上一个德国制造的漂亮洋娃娃时，她哥哥只是看了她一眼，喃喃自语道:“你要吗？”他向身后的仆人做了个手势，买下了装在盒子里的洋娃娃。但当两兄妹回家时，杨·“坐在那里发呆，沉默不语，仿佛还在流泪”。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全家人的注意。因为杨没有说话，他们一个个都过来问杨易为什么。杨易考虑了一遍又一遍。他先是猜测哥哥看中了中原公司一款精致的手电筒，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还了回去。于是老仆人赶着家里的黄包车赶到中原公司，气喘吁吁地去买手电筒，送给杨，杨只是掂量了一下，含糊地说:“真重，我不要了！”

杨毅的妈妈兑现了承诺，带杨毅去影楼单独拍了一张照片。她抱着狗，非常开心。

就在全家人郁闷的时候，杨毅想起杨曾经在天香市场见过一只小狗。于是家里赶紧派了两个小佣人到天香市场的狗铺，把狗抱到杨面前，杨只是看了一眼，说:“我喜欢公狗。”

这个看似幽默的细节，以后提到，只会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仔细想想，就会从中读出一种异样的感觉。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仅仅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就能轻易指令全家人为之奔走，甚至无理要求也会被满足。然而作为一个女孩，杨毅却只能从哥哥享受的无尽纵容和宠爱中得到几颗像边角料一样的星星。

\”我有点依赖我哥哥。\”在她的口述自传中，杨毅描述了年轻时的自己和哥哥的关系，充满了兄妹之间的深厚感情。然而“依赖”二字不经意又恰如其分地打破了这个古老家族的核心秘密。或许用另一个同义词来代替更准确，那就是“依恋”。

依恋是这个古老家族维系的链条。卑微，卑微，高贵，基本上是一种依附关系。女人依附于男人，小妾依附于她们的第一个母亲，女儿依附于她们的兄弟，仆人依附于她们的主人。这种依赖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长为一个等级秩序体系，像叠起来的床架一样支撑着整个旧家庭。一个年轻的主人可以皱着眉头命令他的仆人在数百英里外为自己买东西。仆人为了讨好主人，也把这个命令当做主人看重自己的标志。在这种依附制度下，是否有权力依附是决定个人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要标准。杨毅曾回忆说，被称为“狗叔叔”的姐夫在家里受到冷遇，只是因为他是爷爷和姑姑的儿子。他被安置在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被称为“娘”，“他的男孩子们根本被禁止到我们的前院来”。许多年以后，他给杨毅打电话的时候，还是忘不了每月一次从掌管家庭账目的七叔那里拿钱。“七叔脸色难看，总说现在赚钱不容易，教训了他一顿。为了拿到钱，他总是站在那里接受训练。”

杨毅的家在赵明利。

杨仪的哥哥杨虽然是姑姑妈妈生的，但一出生就被第一间屋子里的“妈妈”当成亲生儿子抱走了。许多年后，杨毅和她的姐姐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个古老的童年故事。一直以来，杨都不知道他姑姑是他的亲生母亲。有一天，杨和她姐姐下楼时，看见拿着一根麻秆在楼梯口喊:

“阿姨生了，别下来！”

虽然我亲爱的“哥德”在知道真相后彻底抛弃了这种卑微的观念，但作为长子唯一的男性，他依然享受着各种特权。是家庭中众星捧月的存在。但作为杨仪，虽然是长房的女儿，却是区别对待。在家吃饭时，“每当我吃鸡的时候，哥哥和大公主吃腿，姐姐吃鸡胸肉，轮到我吃鸡皮。其实有鸡吃就好了。我妈妈总是让我带着任何像样的食物回去，所以我经常觉得我没有吃饱——我真的没有吃饱。”

种姓制度给杨仪带来的歧视随着她的成长逐渐愈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人往往能够忍受卑微带来的痛苦和压抑，会磨砺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坚强。然而另一方面，同样是尊卑等级赋予的荣誉和特权，却常常腐蚀人心，造成悲剧。被称为“大公主”的杨怡姐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是长子妻子的女儿，所以很受宠爱。她不想学习，甚至觉得坐人力车上学很辛苦。为了自己的任性，她可以摆脱家里的包办婚姻，但也让她陷入了另一个爱情陷阱。她所谓的“自由恋爱”的对象，最后在离婚法庭上承认她“真的想要她的钱，因为当初家里有钱，不然她就是神经病。为什么要追她？”

当杨一两岁的时候。原图是两个人拍的。在马车里，他坐在母亲和父亲之间，父亲抱着他。有人剪了照片后，他只看到父亲牵着他的手。

“大公主”在经历了两次婚姻后，完全失去了理智。当杨毅在离家十一年后再次见到她时，那个曾经能与她并肩而舞的名门杨家，已经变成了一个“衣衫凌乱，头发蓬乱”的疯女人。杨家的衰亡也剥夺了她曾经享有的一切特权。讽刺的是，即使她精神错乱，她仍然记得自己作为第一家长女的地位。母亲去世后，她对杨毅的母亲说:“阿姨，我老婆走了，以后就和她在的时候一样了。”

失去权力的大公主，只能依靠亲人之间的怜悯和同情，或许再加上一些旧的自卑观念的惯性，让她在杨家尚能得到更好的支持。但随着杨家一家搬出老房子，她彻底失去了依靠。杨在自传中并没有记录大姐的命运，但杨毅详细写道，一会儿权池在的时候被她骂了一顿，“我姑姑生了，好脏！”《大公主》结尾，她得了乳腺癌，没救了。“她穿着破棉袄，不抽烟，在路上捡烟头。还有人看见她用铜盆提水到露台，扯下棉袄上的棉花，擦洗上身。她的身体溃烂了，到处都是脓。”“大公主死了，叫了三天三夜，整个巷子都能听见。据说她死的时候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老妇人后来买了一口棺材，抬了出去，匆匆埋了。”

杨的妈妈和我们兄妹出国前的合影。杨曾经有一个平头。这时他的头发已经梳起来，留了一个大背头。当时流行的发型要涂凡士林。

大公主的遭遇并不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悲剧。细数杨毅对杨家一家的回忆，大团圆结局很少。大公主死于贫病交加，二姐弥留之际，被阴森森的巫师吓得魂不附体，最后死了。她的四哥，八叔的儿子，是一个崇尚新文化，热爱运动的少年。即使生病了，他还是想穿礼服马裤，以为有一天可以逃离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但最终还是在孤独中死去。他死后，恪守礼教的父亲把它放在他最恶心的袍服里，还在他冰冷的胸膛上贴了一部金刚经。

疯狂、歧视、冷漠、麻木、绝望几乎充斥着杨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都像被困在金笼子里的动物，在里面挣扎或沉沦，但也不甘和挣扎。

《北洋画报》第1023期头版杨姐姐“大公主”照片。

春天

\”去中国和西方是我母亲的奋斗目标.\”

家里人不希望杨仪在外读书，长辈们也坚信要从杨仪这样的女孩身上复制自己的守旧道德，以女性的隐居为荣。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的不幸也要强加给下一代。只有创造同样的受害者，才能满足他们内心的缺陷，受害者成为加害者，加害者再创造受害者——等级秩序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地延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复制受害者的心态。但是杨毅妈妈在女儿上学的决定上断了瓜果链。虽然她不是一个敢于站出来挑战旧秩序的战士。终其一生，她恪守尊卑的等级秩序，始终记得自己十五岁时被卖契卖给杨家作妾，是杨家延嗣的生育工具。她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的孩子。作为未婚女儿，杨毅被她要求遵守“规矩”。多年以后，杨毅还记得，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只允许她吃面前盘子里的菜。“不要乱伸筷子，去对面帮我洗碗更不好。她让我回去。”她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怕女儿“不懂规矩，让人看不起她。

她是杨的妾，遵守的是旧的尊卑秩序。但当面对孩子的命运选择时，她是母亲。杨毅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她感染了一场严重的伤寒，差点要了她的命。家里亲戚去庙里烧香拜佛，不想画的是亲笔签名，就当着杨毅母亲的面说:“别治了，治不好要花好多钱。”以前我妈听到杨家亲戚说杨毅“危害其父”的时候，也是疑惑不解，至少不敢反驳，但这一次，她一反常态的固执起来，发脾气说:

“我就不信治不好！我出生了，我只想让她活着！我只想把三个孩子养好！”

这位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不相信烧香，却愿意相信现代医学，相信德国医生，相信西方诊疗方法。杨毅按照医生的建议被隔离在一个大房间里，由德国一家医院的护士照顾。最后，她妈妈救了她一命。

杨毅和她妈妈合影，妈妈二十六岁，我三岁。

母亲骨子里的母性力量救了女儿一命。同样，这种母性的力量为她赢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身处这个守旧的家庭，她当然无法打破所有的枷锁。有时候，她是这个链条的加固者，但她愿意为孩子尽力，哪怕看起来很功利。

“妈妈决定我们必须学习。我们必须不辜负她的期望。如果我们有志向，我们就必须学习。而我们要学习，就要一路走下去。读完小学，我们就要上中学了。读完中学后，我们将上大学。当然，我弟弟要出国留学。”于是，在杨怡八岁的时候，她终于被送进了天津一所著名的中西女校。

“从家到奚仲路相当远。我们住在租界，中国和西方在‘中国土地’——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反正天津人把租界外的地方叫‘中国地’。”

“我刚去中西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花园街。花园街在日本租界里。我姐姐和我坐人力车去上学。穿过日租界，到中西至少要20分钟。后来一家人越搬越远，先是法租界兆丰路的赵凤丽，再是英租界伦敦路的赵明利，然后是耀华里，路程时间更长了。”

从家到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对于年幼的杨毅来说，她稚嫩的眼睛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从租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中国土地”，就像一条彩带，从明亮到灰暗:“一路上，你能清晰地感受到租界、租界与“中国土地”的不同。不同的租界不一样:英租界和法租界治安好，干净整洁，人也有礼貌。到了日租界就有点紧张，日本人就会闹事。醉酒的人很常见，容易出事。母亲告诉马车夫过日租界时不要东张西望，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坐在车里指指点点。中国土地比日租界还脏，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一路过去，破破烂烂。”。

妈妈和我，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我拍照的时候，她几乎都很认真。

“富人拥有丰富的资产，一餐金玉，一餐十金，一个沉甸甸的床垫，一百金的衣服，一个深宅大院，一栋栋高楼，一辆辆飞驰而去旅行而不是走路。虽然受害者还在恨自己，但旁观者已经远远落后了。至于辛苦的工人和可怜的小贩，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

在1932年5月11日出版的《天津社会调查报告》中，天津地方报纸《伊势日报》描述了这个城市惊人的贫富差距。中西女校坐落在“中国土地”上，取名“石楠”。石楠是老天津人熟悉的贫民窟。在杨毅眼里，路上的尘土和泥泞只是这片土地的一瞥。对老天津人来说，那叫“三不管”——“出轨没人管，强迫卖淫没人管，杀人没人管”，贫穷混乱横行。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天津最底层的人，生活环境和杨家没什么区别。有窗户，但是已经贴了纸，屋里没有好的光线空。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贫民窟里，“孩子的哭声，大人的责骂声，狗的啼叫声，成了一首交响乐。”

然而，一进中西女校，一路上飞扬的尘土和泥土就完全被学校优雅而有气势的铁门挡住了，高耸的学校围墙也隔绝了贫民窟里的哭声和喧闹声。整个学校就像一座漂浮在贫瘠沼泽上的豪华小岛:“中西校区都很漂亮，设施也相当齐全。校门很独特，厚厚的门道，尖顶。眼前是一座狭长的教学楼，一楼和二楼都有长长的过道，很宽敞，铺着大大的方砖，明亮干净。楼上楼下都有报告厅，一排排桌椅固定在地板上。桌椅连成一体，像很多教堂一样。”

贵族，这几年常用来修饰出身贵族家庭的知识分子的时髦老词，杨毅不喜欢。“这些老人接受记者采访，喜欢说什么‘贵族’，很讨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她就读的中西女校“确实是一所更贵族化的学校”，算上她的同学“顾维钧大使的女儿是我姐姐的好朋友。颜惠卿的二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大女儿是我姐姐的同学。三女儿两年前在一起，现在已经去世了。反正都是这一类，还有朱启钤的女儿。朱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代总理，又兼开滦矿务局局长、督军…太多了。”这位赵四小姐被一群穿着军装、打着领带、指甲上涂着衣原体的军官包围着，她也是她的前辈。

但在她身边很多名人的子女中，杨毅特别记得一个叫冯德福的同学。和那些生在富裕家庭的同学不同，冯德福家在中国，她的“天津话”让大家觉得“很搞笑”。她在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紫色大棉袄，在楼下衣帽间的各种呢子大衣中。冯德福只上过一年学，然后就从这所学校消失了。杨毅猜测“学费可能还是太贵，家里负担不起”。

天津中西女校校门及报告厅大楼。

中西女校的学费在当时的天津高校中名列前茅。中西女校的中学收费是“一学年两学期，每学期学费，25元、30元、30元、35元”。如果需要学钢琴，“20元每学期付业余钢琴课，3元每学期付钢琴课，5元每学期付音乐史和音乐规则，5元每学期特别关注唱歌”。另外，杂费，“每月伙食费在6元，一顿饭减半。住宿费18元，日校煤费3元，图书馆费1元，杂费2元，医药费1元，体育费中文系2元，小学部1元，普通科学实验费1元，化学实验费3元，物理实验费2元，生物实验费3元”。“加上书费一个学期八十多大洋，这是一天，如果你住在会馆就要一百多。这已经够贵了。那时候一袋洋面两块钱，我们家女佣人一个月的钱才两块钱。”杨毅回忆说，她妈妈也嘀咕了一句，“怎么这么贵？!\”

高昂的学费筛选学生出身，保证入学的都是杨毅这样的名媛，把冯德福这样的小家庭拒之门外。但也是高昂的学费，保证了这所学校能够打造一个屹立在贫民窟的教育天堂。虽然校园内的贫富差距和外面的贫民窟差距还远没有明确，但是在校园内可以维持一个友好平等的教育环境。“与人友善平等，按中西教育，是有教养的；爱出风头，自以为高人一等，是没教养。”同学们不必在意彼此的地位，平等友善也被塑造成一种“有教养”的观念。所以我们不太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富是穷，大家都是姐妹。所以，即使是冯德福这样的小家庭出身的姑娘，在杨毅的记忆里，大家对她的天津话和棉袄都感到惊讶，“没有看不起她”。

虽然这种平等友善的观念是建立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之上的，但也不能视为虚伪。相反，这只是对这些出身贵族家庭的学生的彻底纠正。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中国旧家庭建立的等级观念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着财富长大，让他们把处处不平等视为常态，甚至认为理所当然。这种环境要么滋生傲慢自大，要么滋生抑郁自卑，没有人性的温暖，只有虚伪和利益的冷漠。杨仪本人就是这种环境的受害者，杨家一系列的悲剧都根源于此。而中西女校平等友好的教育环境，对杨怡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救赎，让她感受到家庭等级制度的压迫，有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的模式——对于一个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小女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温暖的冬日，爱抚着她的身心。

“从一开始，我就爱上了中国和西方。我喜欢老师，喜欢学校的环境，当然更喜欢和同学在一起。在家经常觉得无聊，没人玩，在学校也不再有这种感觉了。有这么多同龄人，有这么多新鲜事物，生活变得有趣多了。”回忆起中西女校的十年学生生活，杨毅只有放松和愉悦。所以她把中西女校从童年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称为“翡翠岁月”。

杨怡读书时拍的“艺术照”。

那是一个充满歌曲的时代。“不断唱中西歌，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杨毅还记得他八岁时学的第一首童谣，“小朋友去花园，去花园，去花园，在那里摘菜给兔子吃，兔子吃，兔子吃……”杨毅可能同意亚里士多德的名言“音乐是最接近灵魂的东西”。她可以用《照亮你所在的角落》这样的歌变得乐观，她会在“我曾记得在梦里遇见你，你若即若离，今夜我们却在月下相遇”这样淡淡的忧伤的歌里初尝悲伤。

她也体会到了爱情的朦胧味道。恋爱对象是她的一个学姐。“我爱上了比我大两级的蔡慧心。她的英文名字是梅宝，她的昵称是大理石(意思是大理石)”。虽然这只是一种带着憧憬的单恋，但这种爱是“无愧疚、大方”的，更像是友谊的更进一步。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声音和倾慕的容器，可以倾吐自己的爱，也可以倾吐自己的苦闷——爱不仅仅是一种肌肤相亲的诠释，更是一种心灵的契合和灵魂的共鸣。

吴华英和杨毅在一个班，比她大一岁，所以叫她“华英姐姐”。

秋天

“中国和西方的生活或多或少可以说是象牙塔。比起我后来来昆明和国立西南联大，真的有点与世隔绝，就像中国和西方在中国的土地上，校门外是另一个世界。”

就像杨毅在记忆中坦言的那样，那的确是一个充满平等、友善和爱的象牙塔。那庄严典雅的校门，既隔绝了“中国大地”的贫穷与混乱，又屏蔽了腐朽与沉闷的“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女校几乎成了杨毅逃离旧家庭的天堂。没有这个避难所，几乎很难想象她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说到底，“大公主”就像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幽灵，在那个泥潭般的家里向她招手，随时准备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入堕落。

但某种程度上，中西女校和她家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共同点，那就是纯洁。当然，他们给杨毅提供的东西大相径庭，但他们都构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稳定环境。都是精致的金笼，只是饲养方式不同。复杂的外部世界，人民的疾苦，社会的动荡，除了偶尔瞥一眼的那一瞬间，几乎与她无关。正是她在中西女中的十年，是中国社会最复杂的时候。从国民革命的北伐、中原大战，到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战争的魔鬼在远方徘徊。

多年以后，杨毅仍然记得小学时的一件往事。那是一天下午，学校突然要求学生赶紧回家，让家里人来接。学校顿时一片混乱，杨毅也从窗口看到了门卫用铁丝网把学校围了起来。这是杨毅第一次经历战争的恐慌。

年轻的杨易当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那是1928年夏天，国民革命军一路北伐，直指天津。控制天津的冯至军队威胁要用武力反击，并向天津转移了大量军队。军纪败坏的散兵游勇遍布大街小巷，肆意抢掠，商家铺面纷纷关闭。各国列强也借此借口保护华侨，部署军队。位于意大利租界的《史燚报》在6月8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连日来，天津郊区大军云集，商人们受各种事情刺激，纷纷逃离租界。王胆小怕兵，也在情理之中。各国军队也是手忙脚乱。举个例子，如果敌人在前面，除了城墙(新墙)上的严密防御和机枪的安装，从昨天的王朝开始，大部分法国士兵都是背着沙袋，沿着城墙在旧墙上修筑基地。”

中西女校位于“中国土地”，毗邻租界。由于紧张处于风口浪尖，自然引起了恐慌。先是5月21日到28日停课一周，之后复课不到一周。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6月11日，北伐军与智峰军在天津郊区交战，炮声隆隆，子弹横飞，城市也受到波及。中西女校也紧急疏散学生避难回家。

和她一起读书的杨毅的姐姐催促她一起逃离校园。因为急，杨毅随身携带的暖水瓶全部掉在了地上，但此时此刻，她固执地想回到学校，因为有她随身带的小绿蚕。

“我想把我自己的小纸盒子里装的蚕，我刚养的蚕，我的小蚕。”就算姐姐骂我，也要把她的小绿蚕找回来。但最后还是被姐姐拖走了。

当然，蚕最后还是饿死了。是的，那是一个在残酷的战争中牺牲的微不足道的小生命。比起乱世中死去的数百万普通人，实在是太少了。

但那一刻，在杨毅心中诞生的情感，直到一个世纪后，仍在她脑海中记忆犹新，因为不放弃弱者的勇气，救死扶伤的责任，超越儿童天性的悲悯，将支撑她在未来的生活中，面对纷繁复杂的乱世，重新定义这个被千万人讲了千万遍的陈词滥调:爱。

1936年，十七岁的我在“美丽照相馆”照的。那家照相馆在天津很有名气，老板管镜子。他很用心地拍了这张照片，大概是比较得意，所以把它放大了，放在橱窗里，还涂了色。

文/李阳

编辑/龚亚光

校对/薛静宁